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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齡化社會問題
訪《銀色經濟:老齡化的中國社會》主編遲福林

  2019年11月,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主編的《銀色經濟: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一書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聚焦中國的老齡化問題,關注增長與養老的結構性矛盾,從人類發展、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討論如何應對老齡社會,將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相結合,對頂層設計、發展服務經濟、探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銀色經濟:老齡化社會的中國》書影

  當前,中國社會的老齡化面臨著怎樣的機遇與挑戰?如何看待和解決老齡化問題?日前,《金融時報》記者就老齡化社會相關問題采訪了遲福林。

  老齡化問題與“銀色經濟”潛力

  《金融時報》記者:您的新書標題為《銀色經濟:老齡化的中國社會》,何謂“銀色經濟”?

  遲福林:我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一方面,我國加快進入老齡化快車道,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巨大挑戰;一方面,與老齡化相伴而來的是與老年產業或老齡產業相關的“銀發經濟”,包括老年人的衛生健康服務、家政服務、老年教育、養老咨詢等產業。舉例來說,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我國服務型消費全面快速增長,“銀發經濟”蘊藏巨大產業發展空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之一。保守估計,2030年中國老年人口消費將達18萬億元左右,2050年將達61萬億元左右。

  《金融時報》記者:請介紹下《銀色經濟: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一書的成書背景與編選原則。

  遲福林:我國老齡化的規模史無前例,老齡化階段與發展階段錯位程度在人類歷史上也前所未有,人口結構的歷史性變化、“未富先老”的矛盾,以及與此相關的老齡化社會下的治理等一系列挑戰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比如,2018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5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67億人。

  我所在的中改院自2002年起和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開始合作,雙方共同舉辦的“中挪社會政策論壇”已成為中挪兩國社會政策領域專家學者的重要學術交流平臺。2019年3月,我們在海口共同召開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為主題的第14屆中挪社會政策論壇,希望匯聚專家智慧,借鑒挪威等國豐富經驗,深入研究中國老齡化社會基本問題。

  在此背景下,中改院與中國工人出版社合作策劃出版了《銀色經濟——老齡化的中國社會》一書,目的就是在當前中國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背景下,研究這些重大問題,使廣大讀者關注老齡化問題。

  本書是“老齡化社會的中國”為主題的第14屆中挪社會政策論壇的成果,集合了我國乃至其他國家各個方面長期關注老齡化問題的研究者、實踐者的觀點精要。在研討老齡化社會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的基礎上,研究如何在老齡化社會中有效釋放經濟轉型升級蘊藏的增長潛力;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有效應對老齡化給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如何在經濟增長中妥善解決好數億人的養老保障問題,等等。此外,本書也借鑒了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挪威等國際組織和國家應對老齡化社會的國際經驗。本書的專家學者,既有長期在我國養老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一線工作和研究的學者,又有長期研究我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專家。

  平衡增長與養老的挑戰

  《金融時報》記者:中國社會的老齡化面臨著哪些問題與挑戰?

  遲福林: 作為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我國人口結構的歷史性變化,帶來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和挑戰。

  第一,面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長與養老的結構性矛盾。例如,按2010年不變美元計算,在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2%左右時,中國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而在達到相同人口老齡化水平時,德國人均GDP為18000美元,美國、日本的人均GDP分別高達29000美元和38000美元。我國“未富先老”,迫切需要走出一條經濟增長與養老保障的平衡之路。

  第二,人口結構的歷史性變化成為中長期增長的重大挑戰。2013-2018年,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累計減少2560萬人。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累計減少2億人。

  第三,養老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水平不高的矛盾相當突出。例如,目前,我國至少需要1000多萬名養老護理人員,但實際從業人員不足百萬,家政養老看護服務和社區日間照料的缺口率分別超過55%和70%。

  我國目前仍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十分重要,養老保障問題也日益突出。“既要增長又要養老”,成為我國的現實選擇。在這個特定背景下,增長與養老的結構性矛盾,開始成為轉型發展的基本性問題之一。

  多種途徑緩解老齡化問題

  《金融時報》記者:如何認識和解決當前中國老齡化問題?

  遲福林: 其一,適應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加快人口政策調整與勞動力市場結構性改革。一是建議改革現行退休制度,推行靈活退休政策,這不僅有利于推遲勞動力缺口出現的時間,而且有利于緩解養老金體系的支付壓力。二是建議盡快調整生育政策。建議在現行生育政策基礎上,逐步實行產假、陪產假、孕產婦醫保、產科和兒科醫護、孕期和哺乳期婦女彈性工作制、學前教育等鼓勵生育的政策,并加快探索建立生育家庭稅收減免等長效激勵制度,促進生育率明顯提高。三是讓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爭取到2020年使農民工完全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福利待遇,盡快形成一支穩定、高效的產業工人隊伍。

  其二,適應需求結構變化趨勢,加快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政策調整。一是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推進產業政策調整。這既可以破解服務供給短缺的突出矛盾,又可以有效釋放增長潛力。二是在養老和醫療領域盡快引入國際先進標準。在對進口抗癌藥、對國內生產治療癌癥、罕見病、糖尿病、乙肝、急性白血病等藥品重要原料實施零關稅基礎上,對癌癥診斷和治療的進口設備盡快實行零關稅,進一步降低癌癥治療成本。三是深化公辦養老機構改革。例如,將一部分利用率不高、資源閑置的公辦養老機構交由社會資本運營;通過公建民營、“一院二制”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辦養老機構運營。

  其三,以發展長期護理保險為重點,切實解決養老服務資金短缺問題。從國際經驗看,長期護理保險是適應老齡化社會護理需求不斷增長趨勢的一個制度安排,也是解決養老資金短缺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國已經開展了長期護理保險的試點,下一步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加快提高長期護理保險的覆蓋率。同時,推進養老金結構調整,在強化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制度的同時,盡快建立和完善作為第二支柱的企業補充養老制度和作為第三支柱的個人儲蓄養老金制度,以此降低第一支柱與公共財政的壓力。

  其四,在協調區域、統籌城鄉中拓展宏觀政策空間。隨著勞動力全國范圍內流動,大量年輕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由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造成人口老齡化的“城鄉倒置”與欠發達地區老齡化程度高、發達地區老齡化程度低的“區域倒掛”。從另一角度看,這也為我國解決增長與養老難題提供了政策空間。例如,通過傾斜性的區域發展政策加快中西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輔之以人口政策、就業政策及稅收政策,可以積極吸引更多勞動力人口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回流和轉移,分散人口老齡化風險。

  《金融時報》記者:挪威有哪些應對老齡化的經驗值得借鑒?

  遲福林:2018年10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與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會談時專門提到,他“對挪威發達的福利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人口大國,我國要在經濟增長中解決養老問題,在擴大養老服務中釋放增長潛力,既需要實行具有超前的、能夠延緩和減輕老齡化沖擊的產業、就業、人口等政策調整,更需要適應人口結構變化推進相關制度的重大變革。

  一是,老齡化社會的公共治理。挪威從政府層面、科研機構層面、市鎮政府及社區層面,都把應對人口老齡化作為重要工作之一,形成從上到下、從政府到社會廣泛參與的老齡化社會的公共治理結構與制度安排。

  二是,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例如,盡管挪威調整退休年齡和養老金政策涉及很多人利益,尤其是年輕人受到影響較大,年輕人需要工作更長時間或進行更多養老金儲蓄來保持社會養老金待遇水平,但社會普遍比較贊成。重要原因在于,在政策調整過程中,挪威通過集體協商達成社會共識,在促進政策共識與政策實施中充分發揮政府、雇主協會、工會三方協商機制的作用。這一點很值得借鑒。

  三是,通過結構性安排和制度調整確保目標實現。挪威鼓勵老年人工作更長時間的政策與制度調整已進行了近10年,涉及法律、稅收、財政、養老金、老年人就業、生育等一系列的政策與制度調整,在政策和制度的組織實施方面也有相應機制保障。這些結構性制度安排,值得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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