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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數科發布報告:一線與四線五線城市人口流動最活躍

 下沉消費市場潛力大

  2019年12月,京東數字科技集團發布《2019中國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基于京東平臺大數據,對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和三四五線城市的人口遷移現狀及其背后的驅動因素進行深度透析,深入分析中國人口遷移的結構化特征。 

  《報告》認為,上海對高學歷和高凈值人群吸引力最強,深圳對人才的吸附能力最強;杭州、成都、重慶、長沙等二線城市人口凈流入強勁,成都、重慶都市圈特征顯著,但武漢、長沙都市圈效應不明顯;哈爾濱、大連、沈陽等城市人口流出非常嚴重,且都市圈集聚效應不明顯;青島、廈門都市圈集群特征明顯;西安、鄭州城市集群效應較強;“下沉消費市場”已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潛力,成為拉動中國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上海對高學歷和高凈值人群吸引力最強 

  《報告》顯示,在一線城市的遷入人口中,上海高學歷人口的比例最高,碩士占比13%,本科占比58%。從購買力維度來看,遷入上海的高購買力人群與中高購買力人群同樣是一線城市中占比最高的。 

  《報告》認為,上海對高凈值和高學歷人員吸引力較強,或與上海國際化程度較高、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高端化等因素有關。 

  從遷出人口的學歷維度來看,深圳是一線城市中本科以上學歷遷出人口最少的城市,體現了較好的人才粘性。這或與近年來深圳發展迅速,科技產業對人才吸附力強,且從人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方面對外來人口友好有關。 

  雖然廣州和深圳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樞紐城市,但從人口聯系強度來看,廣州、深圳人口強度最高,就業吸附力較強,吸引的“中堅力量”更多的是來自其他城市的勞動力,而非兩個城市之間的互動。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與兩個城市的功能定位有所差異,優勢互補相關。 

  杭州、成都等部分二線城市人口凈流入強勁 

  近年來,二線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和都市圈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報告》顯示,杭州、成都、重慶、長沙等二線城市人口凈流入強勁;成都、青島等部分二線城市表現出很強的都市圈效應和對周邊城市的輻射能力;武漢、長沙、大連、沈陽、哈爾濱等都市圈效應不顯著。 

  《報告》認為,杭州、成都、重慶、長沙等人口凈流入強勁的城市具有收入增速快、產業升級加速、房價收入比低(房價增速低)、人才政策力度大等特征。二線城市在推進新型城鎮化方面應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著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戶籍、教育、醫療、養老等配套政策。 

  通過對京東大數據的觀察,二線城市都市圈的發展各具特點。 

  其中,西安既具備較強的周邊輻射能力,又與一線城市保持聯系。除北京外,西安人口遷移前五大城市均為都市圈內部城市。 

  作為中部地區中心城市,鄭州與周邊的人口聯系緊密,城市集群效應較強。其人口遷移前十大城市中,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全部來自都市圈內部。 

  武漢和長沙與都市圈內外的聯系則較為均衡,都市圈效應不顯著。主要原因是周邊城市發展水平有限,且地理位置與一線都市圈不遠,因此與一線城市的聯系更多。《報告》建議,作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兩個重要城市,武漢和長沙應當增加交流互動、實現協同發展。 

  此外,大連、沈陽、哈爾濱等二線城市也未表現出明顯的都市圈效應。《報告》認為,在保持與全國其他二線城市聯系的同時,應通過加強都市圈內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協同等途徑,加強對周邊城市的輻射能力,從而推動都市圈一體化發展。 

  基于對京東大數據低線城市數據的觀察,都市圈是決定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低線級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線城市人口遷移往來最為密切。同時,強二線與四五線城市之間的人口遷移也非常活躍。 

  下沉消費市場潛力大 

  隨著低線城市人口遷移頻率逐漸升高和遷移人口收入的快速增長,“下沉消費市場”已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潛力,成為拉動中國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報告》顯示,低線級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線級城市的增速,四五線城市的消費總額增速領跑其他線級城市,顯示出下沉市場具有較大的消費潛力。大量高購買力人口從高線往低線城市遷移提升了低線城市的消費質量和消費結構。 

  人口遷移的背后有哪些驅動因素?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都市圈是決定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低線級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二線城市人口遷移往來最密切。城市之間發展的差異也是人口遷移的重要決定因素,不同線級間城市的收入差距客觀上導致高線城市對低線城市的人口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高房價帶來的高生活成本,也會驅動人口從高線級城市遷往低線級城市。 

責任編輯:楊晶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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